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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介丨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修订本）
作者简介
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修订本）
张金龙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年10月
内容简介本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禁卫武官制度的专著。在学术界首次明确提出“禁卫武官制度”概念，认为中国古代各王朝有关君主安全保卫及首都治安防卫的职官制度即属于禁卫武官制度的范畴。全书分五编二十章一百余节，对诸如领军将军（中领军）、护军将军（中护军）、左右卫将军、武卫将军、军校骁游、直閤将军与直卫诸职、幢将与郎卫、殿中尚书与司卫监、领左右与千牛备身、宫伯与武伯、卫尉、领石头戍事、四中郎将、京畿大都督、殿中将军、殿中司马（督）、三部司马、五部督、无难督、绕帐督、解烦督、帐下督、马闲右部督以及四禁将军、御仗左右、直荡直突都督等等禁卫武官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研究。通过对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的仔细勾稽考索，厘清了不同层次禁卫武官的变迁历程和政治职能，对禁卫军权与魏晋南北朝政治的关系做了深入探讨，得出了许多极为重要的结论和颇具启发性的认识。宏观上，紧密联系汉末至南北朝末四百年的政治史及政治制度史，对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及其发展演变进行动态考察；微观上，对浩如烟海的史料爬罗剔抉，探赜索隐，最大限度地揭示出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及其制度的本来面目。在皇权帝制时代，以保卫君主为核心的禁卫军权在国家政治结构中处于权力中枢地位，是专制君权的核心环节和主要实现形式之一。禁卫武官制度所体现的是禁卫军权，研究禁卫武官制度史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国君主专制体制及其运作机制，对全面准确理解整个皇权帝制时代的政治军事历史意义重大。
摘自《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修订本）》序黎虎（北京师范大学）武官是与文官一起支撑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体的两根支柱之一，而武官中的禁卫武官则是这根支柱的核心，是封建皇权政治赖以生存的重中之重，因而禁卫武官在中国古代国家政权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迄今为止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主要着力于文官制度，武官制度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而其中的禁卫武官制度则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张金龙教授的新著《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是学术界第一部对于中国古代禁卫武官制度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专著，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和学术价值，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的重大创获。全书五编二十一章一百余节，对于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着重从制度变迁与个案考察两个层面对魏晋南北朝的禁卫武官及其组织结构、政治职能等问题进行阐述。宏观上，将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置于汉末至南北朝末四百年历史长河的宏大背景下进行探讨，紧密联系魏晋南北朝政治史、政治制度史，对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及其发展演变加以动态的考察；微观上，对浩如烟海的、分散的史料进行爬罗剔抉，探赜索隐，最大限度地揭示出这一时期禁卫武官及其制度的本来面目。本书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而创新与求真则是贯穿于本书的两根鲜明突出的红线。
首先，本书是一部具有重要原创性的学术著作。其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创新。本书第一次在学术界明确提出了“禁卫武官制度”的概念，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理论创新。作者通过对魏晋南北朝历史记载的全面考察，从中抽绎出了禁卫武官制度这一概念，将负责皇帝警卫、皇宫及京师治安保卫（包括京师外围卫戍事宜）的所有武官统称为禁卫武官。禁卫武官制度是指中国古代各王朝有关君主安全保卫及全国政治中心——首都治安防卫的职官制度，其核心职责是对皇帝及皇宫的安全保卫。禁卫武官制度史即是对历史上禁卫武官组织系统、职掌、沿革及其与君主专制政治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的政治制度史的分支领域。中国古代凡是与皇帝警卫、皇宫及京师治安保卫有关的官职都可以纳入禁卫武官制度史的范畴进行研究。“禁卫武官制度”这一概念的提出将为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别开生面。军权特别是禁卫军权是古代专制帝国的支柱，禁卫武官制度概念的提出为更加系统深入地考察帝制时代中国的君主专制政治与军权关系找到了一个新的切入点，从而有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治的实质。作者认为：“在君主专制时代，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君主的安危也就关系着王朝的命运。因此，以保卫君主为核心的禁卫军权在国家政治结构中处于权力中枢的地位，对禁卫军权的控制无疑也就成为专制君权的关键环节。”（第二十章•二）“禁卫军权是中央集权体制下专制君权的核心环节，是专制君权的主要实现形式之一。禁卫武官制度所体现的是禁卫军权，对禁卫武官制度的研究不仅在于对制度本身的了解，而且还在于它有助于从更深层次上认识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及其运作机制。”因此，“对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的研究，不仅对认识魏晋南北朝政治军事史至关重要，具有重大价值，而且也对全面准确理解整个中国古代政治军事史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结论）作者的这种宏观认识，是对禁卫武官制度研究规律性的准确把握，这不仅表明本书对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的研究具有雄厚的基础和高层次的理论起点，而且对于认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体制下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军事历史也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生命力所在，而理论创新尤为重要。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并未套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概念，而是从中国历史的客观实际中提炼出规律性的认识，从而达到了理论上的创新。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合理借用西方社会科学概念或新名词无疑是必要的，但如果能从中国古代历史记载中抽绎出新概念，将更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更能经得起历史事实的进一步验证，因而也就具有更强的学术生命力。
二是架构起崭新的禁卫武官制度史研究体系。在本书作者之前，关于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的专门性研究极为罕见，更遑论禁卫武官制度史的学术体系。迄今为止除了日本学者越智重明曾对魏晋南朝的领军将军与护军将军有过比较系统的考察之外，还有就是何兹全对魏晋的中军将领、濱口重國对北朝的近卫军将领有所论及，与禁卫武官制度有一定的联系；中国政治制度史和军事制度史的著作虽然对有关官职有所提及，但多语焉不详。本书第一次将魏晋南北朝所有与皇帝及宫城、京城保卫乃至京师外围卫戍有关的官职纳入禁卫武官系统加以全面翔实的研究，考察了这一时期的领军将军（中领军）、护军将军（中护军）、左卫将军与右卫将军、武卫将军、军校骁游（左右前后四军将军、五校尉、骁骑将军、游击将军）、直閤将军与直卫诸职、幢将与郎卫（羽林、虎贲、三郎、内三郎等）、殿中尚书与司卫监、领左右将军与千牛备身、宫伯与武伯、卫尉、领石头戍事、四（东南西北）中郎将、京畿大都督，以及殿中将军、殿中司马（督）、三部司马、五部督、无难督、绕帐督、解烦督、帐下督、马闲右部督以及四禁（前后左右）将军、侍御郎、亲御郎、御仗左右、直荡都督、直突都督等等禁卫之职。作者通过对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的仔细勾稽考索，将上述不同层次的、众多的禁卫武官的变迁历程与政治职能一一厘清，并联系不同时期的政治形势和制度变迁，以及禁卫军权与政局变化的关系，考察禁卫武官制度及其变迁历程，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朝代、各个政权的禁卫武官设置异同、职能变化一一呈现在人们面前，使我们第一次能够对于错综复杂的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有了一个非常明晰的认识，从而架构起了一个崭新的禁卫武官制度史研究的恢弘的学术体系。这一学术体系的建立，不仅拓展了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领域，极大地丰富了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史的内容，而且对于推动整个中国古代禁卫武官制度史研究，加深我们对中国古代政治史、政治制度史以及军事制度史复杂多样性的认识都有启迪参照意义。
三是新见迭出。本书所提出和研究的，大多是学术界第一次进行专门的系统研究的新问题。例如南北朝时期的直閤将军、直卫和监局之职，北朝的幢将和郎卫制度等，学术界的认识几乎是空白，通过本书的研究，我们对有关官职的政治职能及制度变迁都有了极为清晰的了解。对于学术界有所涉及的问题，本书亦多所突破和新解。兹仅举数例。汉代的禁卫武官在魏晋以后先后变成散官或虚衔，通过本书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汉代禁卫武职如光禄勋、卫尉、执金吾的职能在魏晋南北朝的确有很大的衰退，有时甚至不设其职，不过有时仍然具有一定的禁卫职能，如光禄勋一度还拥有掌宫殿门户的职能，卫尉在南朝还负责守卫宫城门，颇为重要。而五校尉则存在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并且长期领有营兵，拥有禁卫职能，只是到了南北朝后期才成为散官。魏晋南北朝一代，一般情况下，领军将军（中领军）掌内军负责宫城内禁卫，护军将军（中护军）掌外军负责宫城外京城地区的禁卫，但在特殊情况下也会有所变化，如曹魏后期司马氏利用护军武装消灭曹爽集团后即加强护军权力，使其一度侵蚀甚至取代了领军的职能；北魏负责京师外围防务的四中郎将隶属于护军将军，但在北魏末年至东魏时期三十余年间四中郎将转属领军将军，其时领军职能得到加强而护军职能衰微。正常情况下，左卫将军高于右卫将军，左军将军高于右军将军，但也有相反的情况，如西晋“八王之乱”后期赵王伦以右军将军身份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在其专政及篡位时期，右军将军高于左军将军，右卫将军高于左卫将军。此类事例，可谓俯拾皆是，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其次，本书的创新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的。所谓求真就是尊重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贯穿于本书的求真精神至少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曰网罗繁富，竭泽而渔。本书的论述是建立在极其丰富、扎实的历史资料基础之上的，可以说每一结论都是以确凿可靠的资料支撑的。本书对于正史和编年体史书这类基本史料的运用是极其全面而深入的。以正史而言，“八书二史”是本阶段历史的最基本史料，但是一般多重“八书”而轻“二史”，本书却不仅十分重视“八书”的资料，同样也对“二史”予以高度重视，如第十八章之六论及北魏后期直閤将军时引用了《北史•薛聪传》一段弥足珍贵的记载，表明直閤将军负责“管领”“亲卫禁兵”，常“陪侍帷幄”，实为皇帝“心膂”之任。这对于认识北魏直閤将军的禁卫职能具有重要意义，而该条资料却为《魏书》所不载。这表明作者是在全面掌握“八书二史”基础上加以运用的。本书不仅重视正史的《职（百）官志》和本纪、列传资料，而且还对人们不大注意或不常利用的《礼仪志》、《舆服志》等的资料予以充分的关注，如特意用了一章（第八章）的篇幅来讨论《晋书•舆服志》所载《中朝大驾卤簿》所反映的西晋禁卫武官制度；通过考察《隋书•礼仪志》的记载，发现了南朝梁、陈时代及北朝北周禁卫武官的组织结构和纪、传所不详的诸多细微之处。在此基础上画出了西晋大驾卤簿禁卫仪仗结构示意图和北周禁卫武官宿卫示意图，不仅使我们对于当时禁卫武官制度的认识更加形象、生动、具体，而且把禁卫武官制度研究的许多细微之处大大深化。
除了全面、深入利用正史和编年体史料之外，本书对于其它文献资料和铭刻资料也加以充分的利用。举凡经、史、子、集四部及后人有关注疏均在其视野之内，例如直閤将军所入直“閤”之含义，北魏史料并无明确记载，本书引用《唐律疏议》卷七《卫禁律》所载“上閤”、左右“上閤”的记载，结合魏晋南北朝相关史料而得以阐明“北魏孝文帝改革时出现的直閤将军所直之閤当即太极殿之上閤”（第十八章）。关于蜀汉禁卫武官制度的资料极为有限，本书引用东晋常璩《华阳国志》的资料，在论证蜀汉禁卫诸职时多有所获，如蜀汉光禄勋下辖郎中、中郎等职，即赖以补益（第五章）。有关十六国禁卫武官制度的资料也较缺乏，本书利用类书所引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以补正史之不足，亦多有所获，如关于后燕中卫将军与左卫将军并置以及中卫将军地位可能高于左卫将军的结论就是借助《十六国春秋•后燕录》的资料而得出的（第十一章•五•2）。在考察汉代卫尉职掌时所引《汉官解诂》（《职官分纪》及《太平御览》引）的一段记载，不仅使我们对于卫尉的职掌有了生动具体的了解，而且对于其它史料所载卫尉职掌的理解亦大有助益，如后人有所争论的卫尉属官“大谁长”的职责即得以明辨（第二章•二）。此外，在考察有关职官沿革时引用《周礼》的相关条目以明其渊源所自，同时又注意吸收后世注疏解经的成果，亦多所创获，如从郑玄和杜预注以了解东汉和西晋有关制度即是如此。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在铭刻资料方面，举凡可资利用者，本书几乎网罗殆尽。在利用这些资料时，如有拓片者则尽量使用拓片，而不用转录的文本，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本书对墓志碑刻资料运用上的创获也是十分可观的。如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是近年发现的重要碑刻，本书专列一章（第十七章）讨论此碑所反映的北魏前期的禁卫武官制度，对其所载有关禁卫武官一一加以考释，使我们对于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弥补了传世史籍所载之阙漏，如史籍所载内三郎皆为鲜卑贵族子弟起家官，且未记兼职，通过本书对《南巡碑》的研究，发现内三郎多兼军号，其军号品级由二品上至六品中之间均有，以五品上、下为多，显示了内三郎地位之差别。此外还有，引用《蜀汉黄龙甘露碑》对于认识蜀汉时期的郎官制度（第五章），《孝文帝吊比干文》对于认识孝文帝迁都前后北魏禁卫武官制度的变迁（第十八章），《蔡儁断碑》对于认识东魏左右卫府属官制度（第十九章）等，都是作者在运用碑刻资料方面颇有价值的创获。
二曰纠谬订讹，正本清源。本书不仅史料极其丰富、扎实，而且对于所采用的史料一一加以辨析，认真审核、考订，订正了许多史料记载之失，从史源上正本清源，创获良多，表现了作者深厚的治史功力。如果说要做到全面、深入运用历史资料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的话，那么要做到对于所运用的资料加以全面、深入的考订，则是更加困难，更为难能可贵的。而这方面又是史学求真所必不可少的，诚如本书作者所说：对于史料“必须先加澄清，然后才能谈得上对有关制度的准确认识”。（第八章）
本书对于史料采取不轻信、不盲从的态度，严加辨析之后方才加以利用。例如正史《职（百）官志》是本书需要利用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史料，经过本书作者的考订，发现这些官志对于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的记载有不少疏漏、讹误或语焉不详之处。第七章在考察西晋禁卫武官制度时，通过对《晋书•职官志》和《宋书•百官志》记载的考辨，发现两晋时期有关禁卫长官领军将军（中领军）、中军将军、北军中候等名称和变迁的记载是不准确的，认为两志关于“武帝初省”中领军（领军将军）而以“中军将军羊祜统二卫前后左右骁骑七军营兵，即领军之任也”的记载有误，事实上中领军直到泰始七年十二月才并入北军中候，晋初六七年间中领军与中军将军、北军中候是同时存在的；而所谓“宿卫七军”则有一个逐步发展演变的过程，直到泰始八年四月才正式完备，而且其长官并非中军将军，而是已将中军将军之职并入的北军中候了；《晋志》所记“怀帝永嘉中，改中军曰中领军”的记载亦属大谬。第十九章通过纪、传资料证明北齐一代不仅存在领军大将军，而且也存在左、右卫大将军及领左右大将军、武卫大将军，从而补充了《隋书•百官志》记载之不足。至于史籍中一些较小的讹误缺漏经其指出者就更多了。如《晋书•成都王颖传》有“左将军王舆杀孙秀”句，作者认为此“左将军”为“左军将军”之误；《隋书•礼仪志七》所记北齐宫卫之制中有“左右卫将军、将军则两裆甲，手执檀杖”句，作者认为“左右卫将军”之后的“将军”应为“武卫将军”，夺“武卫”二字（第十九章）；《通典•职官典十》所记“北齐千牛备身属左右将军”，应为“领左右将军”而非“左右将军”（第十九章）；《资治通鉴•梁纪九》武帝中大通元年闰六月所记“中军大都督兼领军大将军杨津入宿殿中”，其“领军大将军”应为“领军将军”（第十九章）。诸如此类，不烦赘举。
后世对于史籍的研究、点校，亦同样在其审视、检核的范围之内。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作者对于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标点本的勘正。这套二十四史标点本代表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对于二十四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是现在最流行最通用的本子。本书十分注意吸收标点本的校勘成果，又对该版本的标点、校勘作了大量合理的修正，并对个别原文作了修订。如第八章对于《晋书•舆服志》所载《中朝大驾卤簿》的修订，除了对于多处标点提出异议之外，还指出了《校勘记》中有些未将错误之处改正却将本来正确的记载错改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与此同时指出了《晋书》原文中的一些错误：将左、右卫将军记作左、右将军，前、后、左、右军将军除后军外，其他三将军皆脱一“军”字。这虽一字之差，但问题却很大，属于根本性错误。由此出发，作者又发现今本《晋书》及不少唐宋以来著述中在这个问题方面不同程度的错误，如：《晋书•成都王颖传》所记“左将军王舆杀孙秀”；《通典》卷六六《礼二六•卤簿》所载晋《中朝大驾卤簿》；《太平御览》卷二三八《职官部三六》前、后、左、右将军条所引史料；《北堂书钞》卷六四《设官部一六•前后左右将军》“乐为边将不愿宿卫”条，明陈禹谟补注所引《晋书》；《资治通鉴》卷一四一《齐纪七》明帝永泰元年五月条胡注。此外如第二十章对《隋书•礼仪志七》所载“后周警卫之制”标点的修正也是非常精彩和典型的，均体现了作者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和功力。
作者虽然对于史料不轻信、不盲从，但也不轻言史料之误，而以客观历史事实作为唯一的取舍标准。例如，《汉书•百官公卿表序》记载西汉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内，外掌西域”，清代学者王念孙与王先谦等人认为“西域”为“四城”之误，且为当代学者所接受。本书通过对历代文献资料的考察，有力地证实“西域”不误（第二章）。又如《晋书•职官志》所载“二卫始置前驱、由基、强弩，为三部司马”一段，以往有学者认为该段记载有脱漏，而本书则详加考释，疏通疑滞，否定了脱漏之说，使其在认识西晋左、右二卫组织系统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七章）。
三曰商榷古今，以理以据。学术研究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利用和修正、突破。本书对于这一课题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了极其广泛、深入的搜罗和借鉴，可以说囊括了古今中外的相关著述。在充分肯定这些研究成果的同时，又对于它们详加辨析，提出商榷，决不盲从，一切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学术标准为准绳。例如本书在讨论汉代南北军时，特别重视宋代学者王应麟（《玉海》）、山斋易氏——易祓（马端临《文献通考》引）的有关论述（第二章）；在讨论汉魏之际禁卫武官制度的巨变以及三国禁卫武官制度时，十分注意对清人洪饴孙《三国职官表》的利用与考辨（第三章至第五章）；在有关章节中对清朝乾隆年间四库馆臣所修《历代职官表》的“案语”也常加引用和辨析。对前人的研究中有可资借鉴之处均予以彰显，不使其湮没，如多处提及胡三省《资治通鉴注》对有关职官的注解即属于这种情况。对于有些著述中的明显错误也予以指出，如南宋陈傅良《历代兵制》卷三《三国兵制》称：“魏制略如东汉，南北军如故。有中、左、右、前军各一师，又有中护、中领军，领、护军将军各一人，其他杂号无常数。初，曹公自置武卫营于相府，以领军主之。及文帝增置中营，于是有武卫、中垒二营，以领军将军并五校统之。”作者认为陈氏之说有诸多讹误：魏制与东汉制度差别甚大；领、护军将军与中领、护军不并置，其“中护、中领军，领、护军将军各一人”之说含糊不清；曹操相府武卫营由武卫中郎将—武卫将军主之，而不由领军主之；文帝时武卫、中垒营由武卫、中垒将军所统，而非以领军将军并五校统之；领军将军主领军营，又间接统领五校、武卫、中垒诸营。（第三章）同书同卷《两晋兵制》谓：“晋自文王建国，阴谋倾魏，置二卫（中卫、后卫）、三部司马（前驱、由基、强弩），以中领军领之。”作者认为，陈氏所谓司马昭置二卫并由中领军领之，其说无据；晋武帝代魏后分置左右卫将军的说法亦不符合史实。（第七章）又如明方以智《通雅》卷二五《官制•武职》谓：“晋有左右前后四将军，已为二卫三部。又置虎贲、羽林、上骑、异力四部，并命中为五督，此今日五军都督府之所自也。”作者认为方氏将明朝五军都督府的渊源追溯到西晋五督，为无根之谈；所言左右前后四将军应为左右前后四军将军，谓四将军（或四军将军）分为二卫三部，更是大謬。（第七章）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本书对现当代中外学者的论著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既重视他们的研究成果，又不盲目照搬，而是在考辨基础上加以引用，既注意吸收其合理的论点，同时又对其谬误之处进行质疑、驳正。如本书中多处参考了已故日本著名学者濱口重國《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一书、越智重明《領軍將軍と護軍將軍》一文以及当代著名学者何兹全《魏晋的中军》一文和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等书的有关论点，同时又对他们的某些观点提出了商榷。又如本书第十七章《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所见禁卫武官制度》利用张庆捷等刊布的文成帝《南巡碑》碑阴文字对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作进一步的考察，同时又对其有关研究成果中的疏误加以订正。这些都显示了作者对先行者成就的尊重，又说明他能够秉持学术公器的原则，一切以学术标准评判是非，这正是一切具有求真精神的学者所应有的态度。
本书对于所引用的文献均予以详细地报道，在注释中采取平等对话的方式作了大量富有学术价值的讨论。在大力提倡学术规范的今天，本书也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以上的事实表明，本书作者不仅具有创新和求真的精神，而且具有创新和求真的学养与能力，如果作者没有深厚的治史功力，没有具备中国古代典籍、古代政治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史专业的雄厚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对禁卫武官制度透彻的研究和对全局了然于胸的把握，是不可能对于相关史料进行如此广泛细致的考订、取舍，对于古今中外关于这一专题的研究进行如此深入的评判，从而在史学的创新与求真上臻于如此佳境的。当然，本书所论不能说都完美无瑕，已将这一问题的研究穷尽，学术发展的规律总是后人克服、超过前人，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但无论如何这是一部在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政治军事制度史领域极为重要的学术著作，为此后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确立了新的起点，从而对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军事制度史的研究无疑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张金龙教授于1995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我年齿在先，忝为其师。本书的基础就是作者于1998年5月在北京师范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参加论文答辩的各位专家对该论文给予了高度评价，又经过作者长达五年的修改补充，方始定稿，已由原来二十余万字充实为洋洋七八十万言，足见这一课题难度之大和作者从事学术研究的执著精神。现在这一成果终于问世，我在读了书稿之后心潮澎湃，百感交集。一方面，深深为张金龙教授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无比欣喜。对张金龙教授而言，本书将是他学术生涯中的里程碑之一，标志着他已经成长为一位成熟的学者，跻身于魏晋南北朝史领域举足轻重的优秀史学家之列。另一方面，又深感其成就之来之不易。他二十年如一日，克服了重重困难和阻力，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孜孜不倦地进行探索，终于取得了今天这样骄人的成绩。其遭遇，虽不及陈蔡之厄、迁蜀之痛，然而也是充满坎坷的，故此书亦发愤之所为作也！在庆贺他取得的成绩的同时，希望他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迈上新的台阶。今天是一个有可能产生大师的伟大时代，张金龙教授适逢其会，加以其所独具的禀赋，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能够攀登这一光辉顶点，能不勉之？！
是为序2003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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